作者：中宜教育国内考试研究中心教研组组长   戴斌

【社会问题的新闻背景】

【选自人民日报9月28日的文章，同学们复习申论时需要重视这一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游走城乡两端 成难回难留“夹生饭”

    一个3000人的村庄，有100多个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温江村，这个地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的偏僻山村，正以“砍手党村”的“名声”为外界知晓。从这里走出大山到广州、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不少选择以抢夺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城市立足。

　　这令人震惊，更让人沉思：是什么魔障，让这么多年轻人，走上了这条灰色的不归路？

　　温江村属大石山区，地少且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贫穷逼迫着想改变自己未来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读大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留在城里的“捷径”，已经越来越难走，更多年轻人更愿选择打工这条路进入城市。

　　在惊叹都市的繁华后，他们会发现，城市虽好，居大不易。和更早进城的父辈相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的魅力，也更渴求留在城市。然而，低学历低技能，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等都市化消费。如果再遭遇歧视、欠薪等，更会心生怨怼。面对诱惑，面对不公，难免有人铤而走险。

　　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他们灰色人生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好逸恶劳有关；他们的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严惩。不过，当个体事件有了向群体现象扩散的趋势，尤其是，当“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这类黑白颠倒的价值观渐成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当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案件约占到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时，社会管理者应特别警惕“温江村现象”的生长蔓延。

　　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基本不懂农活的他们，回不去也不愿回到乡村，技能所限也让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游走在城乡两端，他们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人生护栏”，然而，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的缺失、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护栏”失修。

　　正因此，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应该正视并解决好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土壤与催化剂，如何消弭？走出灰色人生、走向阳光地带，社会如何给他们更多助力？

　　宏观层面，创造一个平等的成才环境最为关键。要打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融化户籍坚冰，消除身份限制；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落到实处；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微观层面，人人都可为他们的未来出力。正是有意无意的歧视，让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劳动，市民应当给以尊重。比如面对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人员时，少一些鄙夷漠视，多一句问候感谢，或许可让隔阂渐融。

　　毕竟，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

【需要记忆的申论素材】

（1）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

（2）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3）在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忙碌的身影已经成为这些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但他们依然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向往城市，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中。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农村户口迁入城里作为自己的梦想追求。除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因素外，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一方面是担心失去家乡的土地，另一方面城市房价、社会保障、生活习惯差异等都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型的重要因素。